【摘 要】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西汉;匈奴;边疆政策;和亲    [中图分类号]  K2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883(2004) 01-0018-05

西汉时期,匈奴始终是汉朝最大的外来威胁。汉匈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汉朝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否。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西汉对匈奴政策也有较大的调整和变化。但学界对此间尤其是武、昭、宣时期的政策调整还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到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降汉的80多年间,汉朝对匈奴采取的是武力征伐为主的政策[1](114-124);自此以后到西汉灭亡,汉朝对匈奴的政策具有很大的羁縻性质[2](11-18)。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自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以后,汉朝只在沿边地区固障坚候,开渠屯垦,不再北击匈奴;匈奴也不入或少入沿边各郡骚扰,汉匈之间虽有军事摩擦,但侧重于政治(外交)上的斗争[3]。我们认为,武、昭、宣三朝对匈奴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漠北之战以后,实际上是政治招抚与军事征伐并用。汉朝对匈奴的羁縻政策并非始于宣帝,而是在汉昭帝时就已形成。

一、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与汉匈关系

秦末汉初,匈奴乘中原战乱之机,重新占领了被蒙恬夺去的“河南地”,控制了大漠南北和河西、河湟及广大的西域。《后汉书》卷87《西羌传》也称:“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匈奴的迅速崛起,对新建的汉王朝构成了很大威胁。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大军击匈奴,反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用陈平之计始得脱险。此后,时有汉将投降匈18奴者,匈奴因之气势更盛,“常往来侵盗代地”[4](2895)。

 汉与匈奴和亲是在匈奴强而汉弱的形势下无可奈何的选择。这对于缓和匈奴南下骚扰,保证边境地区的安宁,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并不能从根本消除匈奴威胁。双方虽有“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之约,但“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4](2897);且“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4](2861),以致汉朝“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5](2241)。尤其是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14万骑入朝那、萧关,杀死北地都尉,掳掠大量人口畜产,甚至直接威胁长安。汉朝虽调集大军反击,也只是“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于是“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4](2901)。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烽火通长安,三将军屯边,又三将军屯京师”[5](1392)。为此,贾谊上书汉文帝,反对与匈奴和亲。他认为和亲就是向匈奴进贡,是以皇帝之尊而“为戎人诸侯”,“是臣下之礼也”。以汉朝之大而“困于一县之众”的匈奴,“甚为执事者羞之”[5](2242) 。不过,在同匈奴和亲的同时,汉朝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坚边设侯”、“讲习阵战”,以加强边塞防御力量[4](1242)。

但是，汉朝“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匈奴骑兵南下行动迅速,汉兵“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汉文帝遂从贾谊、晁错等人建议,“选常居者,家室田作”,“募民徙塞下”,令民输粟于边,得以拜爵,得以除罪。还鼓励养马,“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5](2287)。又在西北边郡设立了30个牧马所以繁殖战马。这些措施的实行,大大增强了汉朝边塞的防御能力,因而终景帝之世,匈奴“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汉武帝即位后,继续推行汉初以来的和亲政策,“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4](2904) 。但是,在这种表面的和平背后,正孕育着更大规模的武力冲突。

二、汉武帝对匈奴的军事打击

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汉朝国力空前强盛,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汉匈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汉武帝不愿继续对匈奴卑辞厚币以事之,他对匈奴背约极为不满,更对高祖、吕后遭受的困辱耿耿于怀,急欲改变汉匈之间“足反居上,首顾居下”的“倒悬”之势。他在太初四年(前101年)的一封诏书中曾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 世之仇,‘春秋’大之”[5](3766)。由此不难看出报仇雪耻的迫切心情。因此,汉武帝初年继续与匈奴和亲只是一种策略而已,其最终目的是要制服匈奴。故《汉书》《西域传》云:“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召问公卿:“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5](2399)这里,汉武帝表面上是向公卿大臣征求意见,实际上表明了自己“欲举兵攻之”的态度。所以,当大行王恢与御史大夫韩安国等各执一辞、互不相让时,汉武帝“乃从恢议”,以击之为便,于是始有“马邑之谋”。自此以后,汉匈关系完全破裂,“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4](2904)。汉武帝也多次命将出征。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大败匈奴楼烦、白羊王,夺回了被匈奴控制的“河南地”,汉于其地置朔方、五原郡,募民10万以实之,还修复了秦时的长城故塞。汉得“河南地”,无疑是对匈奴势力的沉重打击,也是汉匈交战以来匈奴从未有过的大败。匈奴右贤王不甘心失去河南地,故“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4](2907),汉匈争夺也因此更加激烈。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10余万骑北出定襄(今呼和浩特) 数百里,虽重创匈奴,但汉军损失也很大。是时,“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4](1422)。匈奴还听从汉降将翕侯赵信之计,“益北绝漠,以诱罢汉兵”。为此,汉朝采取了突袭河西,从侧翼打击匈奴,以成东西夹击之势的对策。 

早在汉武帝即位之初,就确定了沟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于是始有张骞出使之举。张19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联络大月氏的目的,但他了解到从西南夷经身毒可通大夏、大月氏。汉使若取道羌中往大夏,“险, 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直径,又无寇”[5](2690)。汉武帝乃于元狩元年(前122年)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四道并出以通身毒,历岁余而道不通。由于当时汉朝正“专力事匈奴”,故对阻梗汉使的昆明置而毋论。 

在西北、西南地区的外交努力失败后,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先后两次派霍去病进兵河西,突袭匈奴右部,夺取了河西走廊。这是匈奴自失去“河南地”以来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不仅使匈奴失去了一块良好的牧场,而且从地理上隔断了其与羌人的联系,失去了与羌人联合进攻汉朝的战略优势。自此以后,“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4](3167)。汉朝西北边防的压力大大减轻,史称“汉既得浑邪王地,陇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诏减三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徭”[6](636)。

三、漠北之战后汉朝对匈奴的政治招抚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精骑10万,私负从马14万匹,兵分两路,深入漠北击匈奴。于是“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但汉朝士卒死者亦数以万计,损失战马十多万匹。由于缺少战马, 汉军“无以复往”,遂改变了以往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在漠北之战后即派丞相长史任敞出使匈奴,企图通过外交途径使匈奴臣服,但被匈奴拒绝。“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霍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4](2911);加之南越相吕嘉、东越王余善、南夷且兰君、邛君及西羌先零等部在元鼎五、六年间(前112年—前111年)相继反叛,汉朝遂派兵平叛。《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云,漠北之战后,汉朝“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而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汉马少”的窘境从出击匈奴的规模可略见一斑。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朝在平定南越后,曾派浮沮将军公孙贺、从票侯赵破匈奴分别出九原、令居数千里,“皆不见匈奴一人而还”。两路汉军总计不过三千骑,远不能与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的规模相提并论。正是在“汉马少”、“无以复往”,而匈奴亦不复犯边的形势下,汉武帝改变了以往以武力征伐为主的策略,而代之以军事威慑和政治招抚双管齐下。文武并用,相辅而行,其目的就在于使匈奴“南面而臣于汉”。 

与此同时,东北的乌桓也在汉朝支持下摆脱了匈奴控制,迁往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7](2981);汉朝还专门设立了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从而隔断了匈奴左地与乌桓的联系。元封三年(前108年)夏,汉灭朝鲜,在其地设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实现了断匈奴左臂的战略目标。于是匈奴一再遣使,“好辞甘言,以求和亲”;汉朝则坚持以匈奴太子入汉为质,并不断施压。 

汉朝通过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设郡置县及西通月氏、大夏,联合乌孙,基本上完成了对匈奴的战略包围;长期为匈奴谋划的翕侯赵信也于元封三年(前108年)死去。汉朝公卿大臣更认为“匈奴已弱,可臣从也”。因此,当得到匈奴单于欲入汉朝见天子,并遣太子为质的消息后,汉朝竟专门在长安为匈奴单于和质子修建了官邸。然而,匈奴并不甘心臣服于汉, 更不愿以太子为质。元封四年(前107年),匈奴以出使汉朝的“贵使”在长安被杀(实为病死) 为由,多次派兵骚扰汉边,汉朝遂派拔胡将军郭昌、浞野侯赵破奴率部屯守朔方以东。元封六年(前105年)乌维单于死后,匈奴与汉朝在东部的争夺明显处于劣势,而西域诸国仍处于匈奴控制之下。因此,匈奴即将其政治中心向西北转移,史称:“自是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4](2914)。

随着匈奴势力的西移,汉朝也将经营重点转移到西域各国,并加强了对匈奴和西域诸国的政治攻势。就在元封六年(前105年)乌维单于死后,汉朝派出两路使者,分别到单于和右贤王处吊唁,“欲以乖其国”;同年冬, 匈奴遭遇严重雨雪灾害,大量牲畜死亡。加之新单于初立,统治不稳,其左20大都尉欲归降汉朝,但因计划泄露而被杀,前去接应的汉军也被匈奴打败,浞野侯赵破奴被俘。此后,匈奴曾深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及张掖、酒泉等地进行杀掠,并毁坏了汉朝新筑的自五原至卢朐的亭障设施,但很快就被汉朝援军打败。此时大宛已归降汉朝,西域诸国纷纷与汉通好,匈奴更加孤立,遂遣还了扣押的汉朝使者,意在与汉和亲。但是,匈奴试图恢复以往“兄弟之国”的关系而不愿向汉朝称臣,“非汉所望”。汉武帝遂于天汉二年(前99年)至征和三年(前90年)先后三次出击匈奴,“匈奴孕重堕,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5](3781) 。不过,汉朝也因连年征战而国势日衰,以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特别是名将李陵、李广利先后败阵匈奴,使汉武帝震动很大。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深陈既往之悔”,诏告天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己”。自此以后,汉“不复出兵”[5](3914)。

四、汉武帝以后对匈奴的”羁縻“政策

汉武帝死后,奉遗诏辅佐幼主的霍光等人,继续推行武帝末年“思富养民的政策”,不再主动进攻,而是致力于整顿和加强西北和北方沿边防务。《汉书》卷6《昭帝纪》载,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始元六年(前81年)秋,“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各二县置金城郡”;同时,还“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由于汉朝“边郡烽火候望精明”,故“匈奴为寇者少利”。如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右贤王、犁王率4000骑分三路进攻张掖郡日勒、屋兰、番禾三县,因“汉先得降者,闻其计”,故能以逸待劳,大破匈奴。此后,匈奴“兵数困,国益贫”,故其“侵盗益稀,遇汉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而“汉亦羁縻之”[5](3783)。

汉宣帝时,先后向匈奴发起了三次大规模进攻,匈奴民众畜产死者不可胜数。与此同时,“丁令 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 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匈奴势力更弱,“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5](3787) 。神爵二年(前60年),汉朝成功地阻止了匈羌联合进攻河西的图谋,迅速平定了西羌叛乱。还驱逐了在车师的匈奴势力,设立西域都护,总护西域南北道,全面负责西域事务。匈奴因虚闾权渠单于之死而发生严重分裂,日逐王率众降汉。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宠以殊礼”,使其“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除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刀剑、弓矢、戟和车马鞍勒外,还有黄金、衣被、绢帛等物。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并向汉朝求婚。汉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还将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嫁给单于。呼韩邪单于遂上书,请为汉朝保守自上谷以西至敦煌的边塞。 

在平定朝鲜、两越和西羌、西南夷后,即于其地设郡置县,将其纳入地方郡县管理体系之中;在据有西域后,则根据当地特点设置了西域都护进行管理;对归降的匈奴(如浑邪王、休屠王)部众,设属国以处之。然而,在呼韩邪单于归汉后,汉朝采取了更为灵活宽松的羁縻政策。宣、元之世,除了驻军监护、诛讨叛逆外,汉朝还向其提供了大量粮食、绢帛等物。对匈奴各部,“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汉元帝时,奉命护送呼韩邪单于侍子的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担心匈奴北归后难以控制,就以汉朝名义与单于刑白马而誓,双方约定:“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当时汉朝公卿大臣认为,韩昌等擅自与匈奴盟誓,“羞国家,伤威重,不可得行”,应遣使与匈奴解盟[5](3801)。韩昌等人奉命出使,对匈奴势力的日益强大及其臣下欲摆脱汉朝控制的倾向有较多了解,而汉朝公卿大臣大多是从汉族“正统”思想和匈奴民众困乏的认识出发,缺乏对汉匈双方力量冷静客观的估计和认识。因此,双方的意见分歧主要在于对汉匈双方力量估计的差异。实际上,汉朝在元帝以来已日趋衰落,而匈奴因战事相对较少,又有汉朝的接济扶持,民众渐盛,势力日强。有鉴于此,汉元帝并未重责韩昌等人,而是“薄其过”,“勿解盟”。 

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出使匈奴的汉中郎将夏侯藩、副校尉韩容讽喻单于,使献斗入张掖郡21的匈奴领地。匈奴单于则援引汉匈双方以长城为界的约定,拒绝了汉朝要求。这对汉朝自然有失体面,遂诿过于夏侯藩等,“诏报单于曰:‘藩擅称诏从单于求地,法当死,更大赦二,今徙藩为济南太守,不令当匈奴’”[5](3810)。遂使汉匈关系得以维持,匈奴单于不仅遣子入侍,还亲自入贡汉朝。此后,汉匈双方始终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王莽当政后,为了显示其“威德至盛异于前”,讽喻单于以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还改变了宣帝以来与匈奴的约定,重新造设四条,规定凡逃亡匈奴的汉人、乌孙人和乌桓人及佩汉印绶的西域各国人,匈奴均不得接受;并收回了汉朝授予的“匈奴单于玺”,而改以“新匈奴单于章”。这些举措,使匈奴各部大为不满,汉匈关系由此恶化。“是后,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5](3824)。 

综观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高祖初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为第一阶段,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元光二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为第二阶段,汉武帝改变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政策而代之以武力反击。匈奴势力更大为削弱,但汉朝也未能使匈奴臣服;元狩四年以后至征和四年(前89年)为第三阶段。汉武帝虽屡次命将出征,但已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征伐,而是政治招抚与军事威慑相结合,旨在使匈奴“南面而臣于汉”;征和四年以后至新莽建立(公元8年)为第四阶段。汉匈双方均大为削弱,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汉朝对匈奴实行较其他各族更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对新单于即位和入汉侍子的人选及匈奴其他内部事务,汉朝均不干预。匈奴单于屡次入朝,均受到汉朝皇帝的大量赏赐,而且数额不断增加。汉哀帝时匈奴单于请求突破“从名王以下及从者二百余人”的旧制,而以500人入朝,其目的也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丝绸絮帛等物。因此,汉对匈奴的“羁縻”政策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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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6]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7]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编 者 按：原文载于《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