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俄罗斯; 外贝加尔; 匈奴遗存; 西汉中期; 东汉前期

摘 要 :本文以遗存数量较多、发掘资料发表比较全面的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遗存为主要分析内容,根据在外贝加尔和蒙古匈奴遗存中发现的也见于中国境内墓葬的器物的流行年代, 将该地区的匈奴遗存划分出年代主体在西汉中期和年代主体在东汉前期的两个不同时期的遗存。

Key words:Russia, Trans-baikal, Xiongnu remains, middle Western Han Dynasty,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Abstract: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Xiongnu remains from the Trans-baikal region，Russia where therearenumeroussitesandpublished excavation data1According to the Xiongnu remains found in the Trans-baikal and Mongolia and the popular age for of2 fering articles from tombs in China, the author divided the Xiongnu remains from the Trans-baikal region into the middle Western Han and the early Eastern Han periods1

从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建立匈奴军事联盟,到东汉中期北匈奴被迫西迁、北匈奴原居地被鲜卑占领,与中国中原王朝对立的匈奴政权共存在近三百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匈奴民族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化传统,国内外学者对此已经多有论述。根据考古遗存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在这三百年的时间里匈奴文化本身应该有所变化,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即两汉时期的匈奴遗存应该能够分期。对于这一问题国外匈奴考古学界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

两汉时期的匈奴遗存主体分布在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共和国。在这两个地区不仅墓地的规模大,而且其中包含级别比较高的墓葬。在已经发表的考古材料中,外贝加尔匈奴遗存的发掘资料相对比较丰富,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德列斯图依墓地的完整发掘材料相继以发掘报告的形式正式发表,为匈奴遗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系统科学的资料。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匈奴遗存主要是墓葬数量较少的墓地,墓地的数量也比较少。因此两汉时期匈奴遗存的分期研究必须依靠国外的考古资料,尤其是外贝加尔地区的。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前苏联考古界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匈奴遗存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德列斯图依类型和苏吉类型,分类的依据是葬具的差异。他们认为德列斯图依类型墓葬的葬具是木棺,苏吉类型墓葬的葬具是木棺外加木椁;属于德列斯图依类型的墓地有德列斯图依墓地、伊沃尔加墓地等,属于苏吉类型的墓地有依里莫瓦谷地墓地、切列姆霍夫墓地、诺因乌拉墓地等。由于当时这里的匈奴墓地只进行选择性的局部发掘,发掘到的现象正巧与上述分类相符合,这也为这一分类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上个世纪90年代,莫格里尼克夫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分类理论,认为两类遗存不仅葬具有别,器物群也有差别,可分为德列斯图依阶段和苏吉阶段,两者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但是20世纪90年代新发表的德列斯图依墓地和伊沃尔加墓地的完整发掘资料证明,在两处墓地中只有木棺的墓葬和有木质棺椁的墓葬共存,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上述分类理论的合理性,两处墓地的发掘主持者达维多娃和米尼亚耶夫也都反对上述分类理论。但是,米尼亚耶夫的观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匈奴遗存特征相似、不能分期，它们都存在于公元前123年匈奴王庭迁到漠北至东汉中期这一大的年代范围之内。米尼亚耶夫的这种观点也不符合考古遗存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和其他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民族一样,匈奴的遗存也有地层堆积简单、陶器演变线索不明显的特点,因此根据匈奴遗存本身对其进行分期的确很难。但是两汉时期匈奴与中国北方地区的居民有很多接触,在匈奴遗存中存在一些在中国北方地区或更远的南方地区也可见到的器物,而在中国境内出这些器物的墓葬年代一般都比较确定。那么借助这些见于中国境内的器物,可以判断与其共存的匈奴遗存的年代,从而进一步对匈奴遗存进行分期。

首先,我们选择目前发表材料最全面、器物群特征相似的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德列斯图依墓地进行分析。这里发现的见于中国境内的器物有两种:一种是明确的属于中原文化传统的器物,另一种是既见于中国秦汉时期的属于中原文化传统的墓葬、也见于北方草原地区的非中原文化传统的器物。

(一) 属于中原文化传统的器物

1、铜镜

在伊沃尔加城共发现7枚铜镜残片,可辨别和大致可复原出铜镜纹饰的有5片。

(1)草叶纹镜残片。该类镜流行于西汉前期至中期。(图一,1)

(2)云雷纹地连弧纹镜残片。该类镜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在武帝前期的南越王墓出此类铜镜,也见于西汉早期的荆州高台11号汉墓。(图一,2)

(3)凤鸟或四叶纹镜残片。纹饰介于战国四叶纹镜和凤鸟镜之间,有云雷地纹。云雷地纹的四叶纹镜流行于战国中期,但在甘肃平凉地区发现的该类镜已晚到战国晚期。凤鸟镜流行于战国晚期。(图一,3)

(4)文化层中发现的铜镜残片。为一铜镜的近中区部分,不能复原出原镜的图案。其内区的连弧纹和其外侧的乳钉纹只符合西汉的星云纹镜的构图,该类镜流行于西汉中期的武、昭、宣时期。(图一,5)

(5)星云镜或草叶纹镜的外缘残片。这两类镜流行于西汉中期。(图一,6)

因此伊沃尔加城出的5枚铜镜残片为战国晚期—西汉中期流行的,以西汉中期的为主。

2、五铢钱

在伊沃尔加墓地的四座墓葬中共出土4枚五铢钱。M34出的一枚钱文最清楚,“五”字交笔斜直,“朱”字旁的字头方折,明显具有武帝时期五铢的特征。(图一,4)M190出的一件钱文较模糊,但“五”字还可以看出交叉的两笔较直稍有弯曲,也是武帝时期的特征。(图一,7) 其他的2枚钱文较模糊,难辨其特征。因此可辨明年代的2枚五铢钱都是西汉武帝时期的,即相当于西汉中期。

德列斯图依墓地共有四座墓葬出7枚五铢钱,报告发表的都是临摹的,可能会有失真之处,但其中5枚钱文比较清楚,可明显见到“五”字的交叉两笔斜直,是武帝时期五铢钱的特点。(图二)

(二)非中原文化传统的器物

这些器物主要是腰带上的带饰、扣饰以及其他坠饰等,它们在中国境内只见于西汉时期的墓葬,出土于年代明确的墓葬中的有以下七种。

1、勺形青铜带扣

见于黑龙江齐齐哈尔三家子墓地、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M2、M1A。(图三,1、2)

2、有倾斜切口的小骨(铜)管

见于宁夏同心倒墩子墓地M4,(图三,4)西安北郊龙首村西汉墓2号墓耳室内出6件与这种骨管同一形状的铜质小管(图三,3)。以上两座墓葬的小骨(铜)管都与带扣放在一起,因此与伊沃尔加墓地的骨管的用途相同,都是作为带具使用。在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柿园汉墓出9件倾斜切口的小铜管,出于马鞍附近,可能是用作马的带具。(图三,5)

3、括号形的青铜小坠饰

见于黑龙江齐齐哈尔三家子墓地、辽宁西丰西岔沟墓地。(图三,6、7)

4、器身有多个环形纽的圈足小铜壶

齐齐哈尔三家子墓地出1件,与伊沃尔加墓地出的一件器形和大小非常相似。(图三,8)

5、有正面坐立的熊图案的铜扣(或节约、仪仗顶的铜饰、铜瑟枘的顶部)在铜扣或节约等的顶部表面表现出浮雕状的熊头部的正面形象和两个或四个熊爪。见于齐齐哈尔大道三家子(图四,1)、河北满城汉墓M1和M2(图四,2、3、4)、西安郊区龙首村军干所16号墓(图四,7)、陕西省饲料加工厂M34(图四, 8)、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图四,10、11、13、14)、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保安山二号墓陪葬坑(图四,5、9)、西安西北医疗设备厂92号墓(铜瑟枘的顶部)(图四,12)、河北高庄汉墓(图四,6)。在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河北高庄汉墓这些规格比较高的墓葬中,有熊图案的铜节约表面常常鎏金。满城汉墓M1的一对仪仗顶的铜饰表面有浮雕状的正面熊图案,表面鎏金并且镶嵌绿松石和玛瑙。(图四,4)

6、有瘤突或兽面纹的青铜带扣

类似的带扣见于完工墓地和大道三家子墓地。(图三,9～11)

7、矩形透雕动物纹青铜牌饰

在中国北方地区墓葬中未见与伊沃尔加墓地所出的纹饰完全相同的矩形透雕动物纹青铜牌饰,但类似风格的牌饰见于西岔沟和倒墩子墓地,在西安客省庄M140也发现,其他的都是采集或征集品(详见本文附录)。(图三,12～14)。出土以上器物的墓葬多数年代明确(表一),其中有几处墓地和墓葬的年代还需要说明和讨论。

西岔沟墓地没有正式发掘报告,墓地出的70余面铜镜绝大多数是西汉前期至西汉中期的铜镜,只有两面是流行于武帝后期至王莽时期的日光镜。墓地出半两钱和武帝时期的五铢钱,其中五铢钱的数量最多。墓地出的银丝缠绕成的银耳饰与通榆兴隆山墓葬所出的金耳饰相似,兴隆山墓葬也出武帝时期的五铢钱。因此西岔沟墓地发掘者估计的墓地的基本年代在西汉武帝到昭帝时期是比较可信的,即相当于西汉中期。更详细的年代判断还有待于发掘资料的完全发表。

大道三家子墓地的发掘者估计其年代为战国早期至西汉晚期,这一年代范围显然过大。虽然该墓地遭到破坏,多数器物是在墓地采集的,但从中明显可见西汉时期的特征。发掘者将墓地年代上限断代为战国早期的唯一证据是认为墓地出的铜铃年代早,认为铜铃的铃口存在由菱形向椭圆形再向圆形演变的规律,认为该墓地的菱形和椭圆形口的铜铃可早到春秋早期,圆形口的可到战国早期。实际上这种演变规律是不存在的,三家子的铜铃不会像发掘者估计的那样早。三家子墓地的陶器普遍施红衣,出鸭形壶,与通榆兴隆山墓葬、平洋墓葬出鸭形壶的M170的陶器特征非常相似,年代应该同样是西汉中晚期。有正面坐着的熊图案的铜扣也主要见于西汉中期的墓葬。所以,三家子墓地的年代应该相当于西汉时期,主要在西汉中晚期。

完工墓地共发掘6座墓葬,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大致与扎赉诺尔墓地相近,即东汉前期,也可能略早。同时又认为1961年发掘的两座墓葬又似乎晚于扎赉诺尔,但未说明原因。完工墓地已发表的材料主要为1963年发掘的四座墓葬。这四座墓葬陶器中的个别器物施红色陶衣,出鸭形壶,陶鬲上的篦点纹组成的格子图案与平洋砖厂M170的鸭形壶上的相同。因此完工所见陶器与平洋砖厂相当于西汉时期的M170、大道三家子墓地的陶器有相似的特征。完工M1B出一件银丝扭绕而成且一端为椭圆形薄片的银耳环,与年代在西汉中晚期的倒墩子墓地出的三件金耳环形状相同。因此,完工墓葬1963年发掘的四座墓葬应该与平洋砖厂M170、大道三家子墓地、倒墩子墓地的年代相近,即相当于西汉中晚期。1961年发掘的墓葬器物特征与1963年的相似,年代也应该接近。出土以上七种非中原文化传统器物的中国境内墓葬的年代列表如下。(见表一)

从表中可知,伊沃尔加城和墓地出的上述七种器物在中国见于西汉早期—西汉晚期的墓葬,其中以西汉中期出现的频率最高,其次是西汉中晚期,西汉早期和晚期的相对较低(李家套子墓地发现的一件矩形动物纹牌饰是采集的,不能判定它是出于西汉晚期还是东汉早期的墓葬), 其中年代明确的墓葬都是相当于武帝前期的。结合上文分析的伊沃尔加城和墓地出的五铢钱和铜镜的年代,可以作出如下判断: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德列斯图依墓地所出的见于中国的遗物在中国境内的流行时间主要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晚期,以西汉中期的为主,伊沃尔加遗址群的年代也应该与此相当。

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与德列斯图依墓地不仅器物群特征相似,(图五)而且年代也基本相同,恰恰三者又是俄罗斯学者划分出的德列斯图依类型匈奴遗存的主要遗存,那么这个所谓的“德列斯图依类型”是否包括年代相当于西汉中期左右的匈奴遗存,而所谓的“苏吉类型”是另一个年代的匈奴遗存?实际上俄罗斯学者划分出的这两种遗存的器物群的确存在差异。莫格里尼克夫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把两个类型的器物群对照发表,认为“德列斯图依类型”的出现年代早于“苏吉类型”,但是最终还是坚持葬具的差别是两者的根本差别的观点,没有对两者器物群的差异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 外贝加尔的“德列斯图依类型”匈奴遗存与“苏吉类型”匈奴遗存器物群的差别，两者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苏吉类型”新出现一些“德列斯图依类型”不见的器物:骨筷子、骨勺、近心形骨扣饰、弧边方角状骨带扣。(图六,7～13)“苏吉类型”墓葬中随葬铜镜残片,而“德列斯图依类型”墓葬不见铜镜残片。

2、有些器物在“德列斯图依类型”中存在,而不见于“苏吉类型”:矩形透雕动物纹青铜牌饰、有正面坐着的熊的图案的铜扣、“P”字形和“B”字形透雕青铜牌饰、透雕青铜环、有透雕的正面羊和牛头形象的弧边方角青铜带扣、扁担形坠饰、爪形坠饰、勺形青铜带扣、有倾斜切口的骨管、三翼有銎和镂孔的铜镞、有銎的骨镞。

3、有些器物在两类型墓葬中数量发生明显变化:三翼的尖部有凹突尖的铁镞在“德列斯图依类型”中非常少见,在“苏吉类型”中数量大增,成为镞中的主要类别。(图六,1、3～6)骨镞在“德列斯图依类型”中占的比例最高,在“苏吉类型”中比例明显下降。

(二)“苏吉类型”的年代

“苏吉类型”墓葬也出土见于中国境内的年代比较明确的器物,根据这些器物在中国境内流行的年代,可以判断出这些墓葬的年代。

1、铜镜(图七)

达尼洛夫等收集了外贝加尔和蒙古匈奴遗存中出现的汉代铜镜,他认为年代最早的是西汉晚期的,但未再作进一步的年代分析。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简单。现将“苏吉类型”匈奴遗存出土铜镜的地点及铜镜的年代列表如下。(表二)

从表二可以看出伊里莫瓦、切列姆霍夫、苏吉、艾赫尔等墓地铜镜的年代主要分布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其中伊里莫瓦墓地的铜镜年代相对较早,有在西汉后期已经开始流行的,苏吉墓地的一面也如此,其他墓地铜镜的流行年代都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2、漆耳杯

诺音乌拉苏珠克图山谷M6出一件漆耳杯,底部边缘有“建平五年九月工王潭经画工获壶大武省”等汉字。希姆克夫墓葬(诺音乌拉五号墓)也出一件有“建平五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髤印画”等六十九个汉字的漆耳杯。“建平”是西汉哀帝的年号,建平五年应为公元前2年,在这一年改年号为元寿。蜀郡为成都,西汉中期以后成为由朝廷直接控制的漆器生产中心,这里制造的漆器主要供宫廷使用。铭文有“乘舆”二字,说明这些漆器是皇帝的御用品,它们出现于规格非常高的诺音乌拉墓地的墓葬,应该是汉朝廷作为礼品馈赠给匈奴单于的。这些漆耳杯作为随葬品下葬的年代应该已到王莽时期或东汉初期。

3、玉璜

诺音乌拉苏珠克图山谷12号墓葬内出1件双龙纹的玉璜(也叫玉佩饰),(图八,1)与河北定县43号汉墓出的1件玉璜形状非常相似。定县43号汉墓原报告认为该墓葬已经晚到东汉晚期,可能估计得略偏晚,但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特点分析该墓葬年代在东汉时期是没问题的。(图八,4)以上两件双龙纹玉璜上的龙身变细,曲折缠绕,两龙的头部接近,龙头之间有卷云纹,这是东汉时期双龙纹玉璜的特征。出类似双龙纹玉璜的淮阳北关汉墓年代为东汉中期偏晚。(图八,7)因此诺音乌拉苏珠克图山谷12号墓出的双龙纹玉璜的年代在东汉时期,大致在东汉中期左右。

4、近心形骨扣饰

苏吉墓地发现1件近心形骨扣饰,扣饰的上端有一个固定用的小圆形穿孔。(图八,3)吉林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M105出2件有飞马纹的鎏金铜扣饰,顶端有三个小的圆形穿孔,轮廓形状与苏吉的这件非常相似,两者应该是不同质地的同类品。(图八,6)原发掘报告认为老河深中层墓地的年代在西汉末至东汉初,但是M56出的七乳七兽镜流行于东汉中晚期,因此老河深墓地的年代下限可晚到东汉中晚期,该墓地的年代在西汉末至东汉中晚期之间,出鎏金心形铜扣饰的M105也应在这一年代范围之内。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M102出11件骨扣饰,轮廓与上述苏吉和老河深出的相似,差别是中间的孔是“工”字形的,正面有圈点纹。(图八,9、11)三道湾墓地是年代主要在东汉中晚期的鲜卑墓地。

5、弧边方角长椭圆形的骨带扣

出土于苏吉墓地。前端有长椭圆形穿孔,背面有圆形纽。(图八,2) 相似形状的表面铸飞马图案的铜带扣在扎赉诺尔墓地出2件,带扣前端也有长椭圆形穿孔。(图八,8、10)吉林榆树老河深中层墓地出2件鎏金的弧边方角长椭圆形有飞马纹的铜带扣,其形状和飞马图案与扎赉诺尔的非常相似,其中一件前端有近长方形穿孔,出于死者的腰部,(图八,5)另一件无穿孔,背面两端有两个穿纽。扎赉诺尔墓地的年代在东汉早中期,老河深墓地的年代前文已述在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晚期。一直到北魏时期,在北方长城地带仍可见到与这种弧边方角椭圆形的带扣形状接近的带具,但是纹饰的加工工艺已经改变。

6、骨筷子和骨勺

出于伊里莫瓦和切列姆霍夫墓地,常与陶器和动物骨骼一起放在棺的头厢里。(图九,1～4)在陕西神木大保当汉代画像砖墓地也随葬相同形状的骨筷子和骨勺,(图九,5、8)该墓地是已经汉化但是仍保留一些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匈奴人的墓地,年代为东汉初期至东汉中晚期。相当于东汉前期的东胜补洞沟墓地也随葬相似的骨勺和骨筷子,相似形状的骨勺也见于相当于东汉早中期的扎赉诺尔墓地。(图九,6、7)

由上述分析可知,“苏吉类型”墓葬发现的见于中国境内的器物年代主要在东汉时期,在中国境内流行时间以东汉前期为主。其中伊里莫瓦、苏吉墓地发现的铜镜年代偏早,其流行年代可早到西汉后期。可以说外贝加尔和蒙古的所谓“苏吉类型”墓葬是年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的匈奴墓葬。因此,外贝加尔的“德列斯图依类型”和“苏吉类型”的匈奴遗存实际上是主体年代分别在西汉中期和东汉前期的两个不同时期的匈奴遗存,两者器物群的差别反映的是这种年代的差别。过去认为两者是葬具结构不同的两类匈奴遗存的观点没有认清两类遗存的本质差别,是受选择性发掘条件的限制而形成的错误认识。由于早在西汉时期匈奴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自身特有的文化传统,因此外贝加尔地区划分出的上述两个时期的匈奴遗存,同样对蒙古和中国境内匈奴遗存的分期和断代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华夏考古》2009年 第四期。因编辑排版方便注释从略，转引自：《匈奴历史考古研究》，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