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昭君文化》2014第三期              发布时间：2019年7月                     作者：陈娇华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昭君出塞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文人吟咏不衰，留下许多优美动人的篇章。历史典籍对于昭君故事的记载比较简略，给作家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与创造空间；而昭君故事本身所生发的许多问题，如妇女问题、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及人生价值问题等，又切合不同时代、民族、性别和命运的作家的需要，引发了昭君题材创作的长盛不衰。然而，如果从性别视角考察历来文学作品中的昭君形象，不难发现她们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符号化倾向：大多出自男作家笔下，被抽空了作为女性个体生存的具体、实在，要么成为释愤抒怀的情绪载体，要么沦为承载政治理念和审美理想的抽象符号。即便出现一些女性昭君题材诗词，也由于性别意识的阙如概莫能外。源自女性个体内在的情感、心绪和意欲等深层生命和人性内涵较少得到表现。只有到了女性写作真正自觉的20世纪90年代后，昭君作为女性个体的丰富人性、生命和性别内涵才得以发掘与表现，性别意识才真正得到凸显。性别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符号，它内在和本源性地决定着社会文化系统的运作和意义。因此，从性别视角切入历代昭君形象塑造的研究，不仅可以勾勒出昭君形象的演变发展，还可以揭示时代意识、政治意识、民族意识及性别意识等多重话语在形象塑造中的复杂交互作用，发掘历史女性的生存和生命真相。

一、符号化：悲愤情怀和民族
           政治的载体

《汉书?元帝纪》记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嫱）为阏氏。”《汉书?匈奴传》也记载：“竟宁元年，单于复于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两则历史记载中的“赐”字醒目地凸显了历史上昭君的被动处境，她是作为皇权政治交易的牺牲品被嫁往匈奴。在这场政治婚姻中，昭君与历来的和亲汉女一样，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也无由发出自己的声音，她的生命意识和自由意志被剥夺，她的存在价值在于牺牲自己幸福以换取民族团结和边境安宁。这不仅是历来和亲汉女的真实生命状态，也是漫长封建社会里女性生存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妇女所面临的选择，或者是被排除在权力机制之外，或者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阴影里，妇女独特的价值一直难以实现。”[1]这也是历代男作家笔下昭君形象的共同命运。

不可否认，昭君出塞和亲确实起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作用。[2]但对她个人来说，远离父母亲人，被抛掷在生活环境和文化习俗完全陌生的蛮荒塞外，内心必然倍感孤独、哀伤和悲郁。较早的昭君题材作品石崇《王明君辞》，“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珠缨”，抒发的便是这种哀怨愁绪，表达了诗人对昭君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开启了愁怨悲切的昭君形象塑造的先河。而《后汉书?南匈奴传》“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的记载则加重和拓展了这种愁怨悲郁，使原本抒发一个弱女子离别父母亲人远嫁蛮荒塞外，让人油然而生同情的带有性别色彩的悲怨哀切，因“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的失意、被弃而激起了历代失意落魄文人的情感共鸣，于是，借昭君出塞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昭君形象成为他们抒发自我抑郁悲愤情怀的载体，延续和发展了屈原的“香草美人”创作路径。涌现出自魏晋孔衍《琴操》、葛洪《西京杂记》至唐宋白居易《昭君怨》、苏轼《昭君村》、王安石《明妃曲》等释愤抒怀式作品，以至康熙在《昭君墓》序言中说：“昔有不得志于功名，或身遭迁谪，往往托昭君怨而为诗，以写其抑郁。”但应当看到，如同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浪漫主义历史书写和20世纪60年代初的释愤抒怀式历史书写一样，历史往往成为作家抒发自我内心积郁悲愤、寄托自我情怀的载体，历史本身的客观真实性却在这种发抒和寄托中悄然流失。因此，对于此类历史书写的索解，重要的不是追问历史真实的可能与限度，不是探求人物形象的丰满与生动，而是阐释寄寓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身上的作者的情绪与感怀。愁怨悲切的昭君形象塑造即属此种情形，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作为历史生命个体的具体、感性生活被屏蔽，丰富的人性和性别内涵被抽空，昭君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情绪符码。
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萃之临》，“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歌颂了昭君和亲安定边境、修好民族关系的历史功绩，开启了作为和亲使者的昭君形象的塑造。从唐代张中素《王昭君》“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到宋代刘次庄《王昭君》“薄命随尘土，元功属庙堂。蛾眉知有用，惭愧羽林郎”，再到元代马致远《汉宫秋》“空有满朝文武，那一个与我退的番兵！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恁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不论是歌颂昭君忠君爱国、甘于奉献，还是批判朝廷君臣腐败懦弱、昏庸无能，昭君都被塑造成具有民族大义和甘于奉献的和亲使者形象。这是作者政治理想的反映，是他们感于边患不断，朝政腐败，君臣懦弱无能，而一个弱女子的出塞和亲却换来数十年和平安定的现实而发的。这是借历史故事表达对理想政治的诉求。昭君作为和亲使者的形象塑造传统一直延续和发展到当代，如曹禺《王昭君》：“千里迢迢，天子派我来，千里迢迢，你迎来了我。我来，是为了两家百姓的欢乐。”高阳《王昭君》：“宁愿自己受苦，只求两国无事”，“边关宁静，百姓平安”。以及胡刃《昭君出塞》“为汉匈世代友好，两族永远和睦相处”等。其中，曹禺笔下的昭君形象是一个显例。昭君不仅报名自请和亲，还把抒发男女之情的《长相知》重释成歌唱民族睦好之意，“汉匈一家，情同兄弟”，弟兄间要“长命相知，天长地久”。以往那个沉浸于个人情绪、愁怨悲切的弱女子变成了一个乐观明朗、有使命感和胆识的和亲使者。她胸怀祖国利益和民族大义，嫁往匈奴后，同情怜悯劳动者，体贴爱恋单于，以沉着冷静化解宫廷危机，以宽容仁爱赢得单于尊重信任，以至于“更像一个经过历练锤打的政治家，而缺少少女本真的个性”，[3]是“五四”时期昭君形象的一个倒退。曹禺创作此剧是为了完成一项政治重托，“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4]剧本构思于上世纪60年代初，完成于70年代末，作者的主观动机和特定的时代语境决定了民族政治对女性个体生命的覆盖，昭君依旧成为被抽空复杂生命和人性内涵的政治符号。

可见，不论是释愤抒怀式愁怨悲切的弱女子形象，还是深明大义、具有牺牲精神的和亲使者形象，都是男作家出于自身需要而臆想的。她们被抽空了作为真实的个体生命所具有的情感、性别、生活和价值等丰富内涵，不可避免地被符号化了。

二、拟符号化：愁怨悲愤中
           的反抗之声
事实上，参与历代昭君形象塑造的还有不少女作家，出于性别命运的相似性，她们也留下许多吟咏昭君的诗词，抒发对昭君出塞问题的思考和感慨。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指出：“带有印记的写作这种事情是存在的。”[5]女作家笔下的昭君形象自然打上了一些本能的性别色彩。首先，对昭君离愁悲怨的抒写更加真切、动人。她们较少像男作家那样释愤抒怀或有所寄托，而是从女性自身的生活、感受、体验出发，同情昭君出塞远嫁的不幸命运，这是一种情感投入的体验式书写。据说是昭君本人作的《怨词》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中“虽得委禽，心有徊惶，我独伊何，来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姜，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阻且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从女性视角抒发了昭君离别父母亲人，山高水迢，远嫁异族，孤独无依，内心无比惶惑忧伤的感情。情思悠远，感情真切。类似的有沈大娘《和昭君怨》、沈满愿《王昭君叹二首》、梁琼《昭君怨》等。其次，对毛延寿的刻骨之恨。“对于毛延寿，男作家多是批评和感慨”，但到女作家笔下则化成了切齿之恨。[6]广利王女《王昭君》：“雪里穹廷不见春，汉衣虽旧泪常新。如今最恨毛延寿，爱把丹青错画人。”以及隋朝宫女侯夫人《遣意》：“秘洞扃仙卉，雕房锁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直抒女诗人对毛延寿的痛恨和愤怒，在女诗人看来，正是毛延寿的作恶造成了昭君远嫁塞外的悲惨与不幸，所以必欲杀之而后快，体现出一种对不幸命运抗争的微弱之音。另外，女作家们没有男作家的自恋情结，相反抒发了与其在汉宫埋没青春，不如出塞和亲的意愿，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反抗性。男作家喜欢虚构昭君与汉帝之间的缠绵爱情，渲染昭君对君王的无尽思念，如马致远的《汉宫秋》、高阳的《王昭君》及胡刃的《昭君出塞》等。女作家则从个人情感和人生价值角度喊出了与其悲郁宫门，不如出塞和亲的心声。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像陈葆贞《王昭君》“不如绝塞和亲去，还得君王斩画师”那样可以快意恩仇，还可以像郭润玉《咏明妃》“琵琶一曲干戈靖，论到边功是美人”那样“赢得千秋不朽名”。这些作品在抒发悲郁愁怨的同时具有一种痛快决绝的豪情和对不幸命运的不甘、不屈的反抗之声。

然而，由于文化传统、性别规约和时代语境限制，女作家笔下的昭君形象更多的还是与历代男作家的昭君形象相重合，抒发类似的思绪感慨。要么抒发昭君远嫁塞外离别父母亲人的愁怨悲苦，要么歌颂昭君和亲睦好民族关系的历史功绩。即便如上述女性诗作于愁怨悲切之中透露一丝反抗之声也是极其微弱，且被同化在父权文化观念的拘囿内。因为古代女作家缺乏独立于父权价值观念外、属于自身性别的思想观念，她们的性别意识尚未觉醒，不可能塑造出独立于历代男作家笔下昭君形象体系外的属于真实的历史生命个体的昭君形象。因而，她们笔下的昭君形象虽然生动、感人，且有一些来自生命和生存本能的性别色彩，但终归未能跳出男性作家塑造昭君形象的窠臼，呈现出一种拟符号化倾向。
“五四”时期，随着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思潮掀起，妇女解放得到倡导。昭君出塞再次成为关注话题。胡适《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通过对昭君入宫和自请和亲的考辨，发掘昭君的爱国心，“与其做个碌碌无为的上阳宫人，何如轰轰烈烈做一个和亲的公主。我自己的姿容或者能够感动匈奴的单于，使他永远做汉朝的臣子，一来呢，可以增进大汉的国威，二来呢，使两国永永休兵罢战，也免了那边境上年年生民涂炭之苦。将来汉史上即使不说我的功勋，难道那边塞上的口碑，也把我埋没了么？”[7]这是一位有独立思想和个人主见的昭君形象，与此前恭顺、卑屈、一味听从命运和皇权旨意的昭君形象有了一定距离，而是敢于主动争取命运的掌控权。这是“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在昭君身上的投影。其实，最能体现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思想的昭君形象出自郭沫若笔下。“五四”时期，从前“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人在个性解放思潮唤醒下，开始晓得要“为自我而存在了”。郭沫若笔下的昭君对于帝王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恭顺、屈从，而是勇敢地喊出“不”字。当汉元帝看到她貌美叫她不要去匈奴，她断然回绝：“你不要我去，我也还是要去。”即便以皇后封号、帝王宠爱及匈奴“穷荒极北”来劝阻也未能留住她，体现出对封建皇权的公然蔑视和大胆反抗，以及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重视。作者还发挥浪漫主义艺术想象，把三位主要男性汉元帝、毛延寿和龚宽虚构成好色之徒，看到昭君貌美都想占为己有，但都遭到了昭君的蔑视与唾弃。特别是她对元帝的怒斥：“你深居高拱的人，你为满足你的淫欲，你可以强索天下的良家女子来恣你的奸淫！你为保全你的宗室，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欲壑！如今男子不够填，要用到我们女子了，要用到我们不足供你淫弄的女子了。你也知道穷荒极北是受苦的地域吗？你的权力可以生人，可以杀人，你今天不喜欢我，你可以把我拿去投荒，你明天喜欢了我，你又可以把我来供你的淫乐，把不足供你淫乐的女子又拿去投荒。……我是一刻不能忍耐了……”[8]这体现对封建皇权的强烈反抗和对女性尊严的坚决维护。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女子”一词呈现了昭君自觉站在性别立场上为维护女性群体的利益和尊严与封建皇权相对抗的大胆与决绝，流露了一些性别意识的曙光。

“五四”时期的昭君形象是对历代昭君形象的一个超越，她不再一味顺从皇权旨意，也不再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完全泯灭个人思想意志；而是开始具有了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开始有了作为女性这一独特群体的性别意识。众所周知，胡适和郭沫若都是妇女解放的积极倡导者，胡适《美国的妇人》提倡中国妇女应当向美国妇女学习，养成“超于良妻贤母”的自立精神，发展自己，贡献社会和国家。[9]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也强调女子和男子“同是一样的人”，社会制度和道德精神“应该使各个人均能平等地发展他的个性，平等地各进他的所能，不能加以人为的束缚而单方有所偏袒”。[10]这些妇女解放思想必然会投诸昭君形象身上，形成其个性解放的时代特征。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昭君身上的性别意识。因为“五四”妇女解放话语“首先关注的并不是男女关系中的不平等，而是把目光投注在以往对女性关闭而为男性所独有的社会生活领域，通过实践自己的社会责任来实现与男性的平等”。[11]因此，胡适强调昭君入宫是出于光耀门楣的家庭责任、出塞是出于民族团结和使生民免遭涂炭的国家与社会责任，郭沫若也主要强调昭君对封建皇权的反抗和对个人独立与尊严的维护。换句话说，他们热衷于女性对封建专制的反抗和对国家、社会责任的担当；相应地，忽略了对女性个体生活、情感、价值及其所承受的来自父权文化秩序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的关注与思考。于是，“五四”时期昭君身上的反抗性虽然得到强调，但更多凸显的是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时代话语的强音淹没了女性个体的真实声音，昭君成了传达作者启蒙主义思想的载体，作为女性个体的真实生命、情感和价值等则被抽空，昭君形象依然被符号化了。

三、主体化：穿透历史迷雾的
          真实女人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女性写作的自觉发展阶段，女作家们以女性个体的感知言说开始了女性个体性别意识的自觉和女性自我主体的建构。她们不仅书写现实女性的生活、情感、意欲和精神风貌，还发掘被掩埋和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女性身影，打捞被主流历史压抑和遮蔽的女性生存历史，涌现一股女性历史小说创作热潮，如须兰《武则天》、徐小斌《玄机之死》、迟子建《伪满洲国》、林佩芬《努尔哈赤》及“花非花”系列女性历史小说等。庞天舒的长篇历史小说《王昭君?出塞曲》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深入蒙古草原，切身感受和体验草原女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而且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记忆，以丰富的女性感知、体验和想象，穿透层层历史迷雾，塑造了昭君“一个生动真实的女人”形象。她没有因过于沉浸个人情绪而悲怨愁郁，也没有因胸怀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而无视个人快乐幸福；而是有着丰富人性内涵和生命质感的真实的具体的女性个体生命。

这是一位美丽温柔、善良仁慈而又不乏自由精神和自主意志的女性。她一出生就使山坡荒地的苞谷百日里黄金熟透，楠木井水变得澄碧甘甜，给村人带来喜悦的福音。她在溪边浣纱，两岸桃花竞相开放，辞别故里时，桃花漫天飞舞，飘落水中化成游动的七彩桃花鱼。特别是当她盛装如神女瑶姬般出现在皇帝群臣面前，他们都以为“这是一个幻象，一个白日的梦”，“一幅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画！”然而，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女子，她通身并无缭绕的云雾，绝非转瞬即逝的神幻虚影，她是活生生的真正的人间绝色”。作者以诗意抒情的笔调极写昭君的美丽姿容，再现了“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的历史真实。在女作家笔下，昭君是一位有血有肉、有着丰富情感世界的鲜活生命。她热爱家乡亲人，向往美满幸福的爱情。她因不忍自己苟活而延误乡村姊妹青春，挺身而出随着钦使入宫；为了留住对故乡亲人的情感牵系，她拒绝以彩石项链行贿毛延寿；为了向往自由和幸福，她不愿苟活汉宫而自请出塞。尤其是，汉宫嫔妃的悲惨命运及匈奴单于的仁爱宽和及其对汉文明的倾慕向往更是强化了她和亲的冲动和热望。因此，她的坚决和亲既是出于对民族大义的承担，更是出于对理想爱情和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是一个主体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抉择。在匈奴王庭，她以坚韧、刚强应对各种挫折和挑战，乃至诬陷和迫害。她克服自然环境和生活习惯带来的不适，学习骑射，住帐篷，衣皮裘，食畜肉，与风雪牛马为伍，为单于生育后代，化育万民。并且以善良仁慈和宽容大度化解王庭的宫斗权争。可以说，在庞天舒笔下，昭君是一位集美丽与智慧、善良与刚强、温柔与大度于一身的杰出女性形象。这不仅反拨了以往昭君形象塑造把女性的美丽、善良、温柔等作为性别弱质性和异质性加以抛弃的唯政治化倾向，也纠正了以往过于渲染女性的温柔、善良、温顺，并把这些作为女性“他者”、被动处境的基础和依据的性别歧视化倾向。作者正是在强化这些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和凸显了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女性个体的主体意识。
同时，庞天舒也没有像以往那些男作家那样从自己需要出发将昭君抽象化、符号化，即要么弱化昭君形象，要么神化昭君形象，而是从人性化视角刻画了昭君性格的多方面，展现了一个具体、真实的历史女性个体的丰富人性内涵和生命质感。首先，

没有规避昭君的思乡病，而是细致地描写她陷入思乡病中的昏迷幻觉、“我要回家”的呼喊及“找不到家，找不到秭归”的痛苦和焦灼。她气若游丝，陷入长久的昏睡中，手里却紧握着那串象征家乡亲情的彩石项链。这是游子的思乡之情，是人内在真情的无意识流露，也符合历史真实。历代和亲的汉家公主大多患有思乡病，甚至有许多和亲汉女就是因无法摆脱思乡病而过早逝去。然而，昭君在韩昌将军以民族大义的规劝和云卜娜善良温情的感化下终于摆脱了思乡病，坚定了留在匈奴、融入草原生活的决心和意志。其次，写出了她在守贞与再嫁之间难以抉择的痛苦纠结。庞天舒没有像以往许多作家那样略过昭君这段尴尬痛苦的经历，也没有简单化地或是用传统道德贬抑昭君，或是用现代意识抹去昭君在这一事件上的痛苦矛盾，而是细致地发掘和表现昭君内心的痛苦纠结。她与呼韩邪单于的恩爱深情及汉人传统的伦理观念都使得她不可能再嫁复株累单于，为此她再次喊出“我要回家！我要相守着爹娘”并企图深夜逃离匈奴。然而，“从胡俗”的诏书、汉匈两族的友谊，特别是复株累单于的仁爱大度和对她的深情爱恋又使得她内心迷惘、犹豫，最终她战胜自己突破伦理观念选择再嫁。另外，还写出了昭君作为一个普通母亲丧子后的悲痛、绝望。知牙师是她和呼韩邪单于爱情的唯一结晶，是她“心头的珍宝，眼中的明珠”。为了保儿子平安，她不愿他理会国事，施行变革之策，只希望他平安活着，娶妻生子，“做一个平凡的人终其一生”。但这么普通平凡的愿望也破灭了，她陷入无边的悲痛和绝望中，万念俱灰。听不进韩昌将军的劝慰，反复强调：“我只是母亲，是伊屠知牙师的母亲！我的儿子死了，不久我也将随他而去。”甚至不愿再看一眼那片给予过她幸福也给予她痛苦的土地。是韩将军最后的激将才将她唤醒、平复下来，想起自己要化解家族仇杀的责任。可见，庞天舒没有将昭君概念化、定型化，而是“专注于通过自心的感知”去再现一个历史女性的“心路行踪，与促成这一切的历史情境以及主人公的心理机制”。[12]写出了昭君怎样由一个年轻单纯的汉家女儿慢慢蜕变成一个情感饱满的女人、妻子和母亲，由一个温顺纤弱的汉族女人变成一个柔韧博大的草原女人，并在草原上走完从容而完满的一生。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女性神话”时曾指出，女性神化是把女性放置于概念化的、超自然的观念世界里，它掩盖了分散在具体时空里的一个个具体的女人的真实面貌，从而把通往一个个具体女人的路堵死了，而每个女人所必须要面对的却是自己的真实存在。庞天舒则以女性的感知、体验和想象，祛除了以往涂抹在昭君身上的种种概念化的神化色彩，发掘了历史女性个体的生存真相，再现了她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的实在的真实生活，从而建构了女性个体的主体性，重塑了历史女性的形象。昭君终于穿透层层历史迷雾以一个真实的历史主体形象浮现于文学史中，其女性主义价值意义显然不言自明。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女权主义围绕性别气质问题的争论》，荒林、王
   红旗主编《中国女性文化》（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年版。
[2]班固《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3]饶晓敏、田兆元《王昭君传说历史化的现当代书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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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禺《献辞》，《曹禺全集》第4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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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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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梅《试论历代女性咏昭君诗》，《中文自学指导》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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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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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3号。
[10]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洪深《中国新文
    学大系?戏剧集》，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5年版。
[11]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版。
[12]赵昌平《编者的话》，庞天舒《王昭君?出塞曲》，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年版。